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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行走中读懂这片土地
来源:中国教育日报网 时间:2019-10-19 10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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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广西报道组合影。赵秀红 供图

伸出我的脚,脚面比往年格外“黑白分明”,黑是裸露的脚面,白是被凉鞋带子盖住的地方,这是今年六月“边疆行”采访去广西一周留下的印记。由于对祖国南大门烈日的炙烤程度缺乏基本的认识,我冒失地只带了一双凉鞋。对于边境线上的教育现状及运行逻辑,感觉也类似,大脑一片空白,兴冲冲地就去了。防城港市、凭祥市是此行的目的地。

一个人物的真与“假”

我们广西组此行一个重点任务,是拍摄防城港市的退休教师黄永腾。在中国教育报此前的报道中,他以设计少先队员“护界碑”的活动而知名。按照策划,需拍摄“我在边疆当老师”融媒体作品,很自然地,黄永腾就被列入其中;很自然地,视频的重点是“护界碑”活动。

初见黄老师,个头不高,干瘦,头发茂密乌黑,这让他看起来比实际80岁的年龄要年轻一些。普通话不标准,有浓重的当地口音,随手提着一堆旧资料袋子,早早等着我们。以“护界碑”活动为轴心,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,第二天的拍摄步骤基本明晰。

黄老师家住在防城港市市区,而“护界碑”活动的学校在那良镇,两地距离八九十公里。以前年轻时,他常常骑个自行车就来了。后来长途车倒公交车,边境路况不好,也得折腾三四个小时。再后来年纪大了,又做了四次手术,地方上才开车接送他。

路上,我在想,是什么支撑一位退休教师20年中,在这条路上走了300多次?黄老师的回答很“红”很“正”,像他那个年代的人,我印象反而不深了,疑问似乎没有得到解答。

拍摄整整一天。同事在拍摄时,我默默地观察黄老师。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有三个:其一,被误认为“山货老板”。这是黄老师路上闲聊讲起的故事。他每次去那良镇,带领少先队员“护界碑”,为了给学校减轻点负担,总是先在一家米粉店吃一碗粉再去学校。去的次数多了,隔壁理发摊老板就认识他了,有次搭话:“老板,你背个包,是来收山货的吗?”

“不是,我是退了休的老师。”

“现在收山货很赚哦。”

“我也有赚啊。”

“你赚了什么?”

“我来搞活动,教育了那么多孩子。”

其二,一个小动作。六月的广西,太阳底下站个5分钟,人感觉就要冒烟了。随行的甲世宝老师,跟随黄老师做少先队活动已经20多年,比较了解他的身体状况,递来一瓶矿泉水。当时,所有的拍摄人员中场休息,镜头收起来了。

这个时候,黄老师的一个小动作打动了我。这位80岁的老人拧开瓶盖,自己却没有喝,而是让孩子们仰起头,由他高举瓶子,给每个孩子嘴里倒一点儿水。一排孩子一起仰头,跟张嘴求食的雏鸟一样。瓶里的水流,在骄阳照射下,格外晶莹,又被咕咚咽下,场面甚是动人。

其实,孩子们随后也会每人分到水,只是黄老师下意识地先考虑到了孩子。我想起他说过的一句话——“他们说我,一讲少先队的事情,嗓门就大”。他是真的从心里爱孩子,爱少先队工作啊!要不,不会有这个下意识的动作。

其三,最后的专访打动了在场的人。我很好奇,黄老师的家人对他退休后忙于少先队工作的态度。黄老师说,老伴这么多年一直很支持他,还帮着做教具。当初结婚时,黄老师就告诉她,自己是个“三无”人员,一无钱,二无权,三无时间帮忙家里做事情。“她不嫌弃我,能结合也是因为价值观一样嘛。”

也许是一整天的接触多了,黄老师跟我们聊了很多。譬如,他讲到刚开始在边境当老师的“怕”。他做教师的第一所小学,在一座破庙里,条件非常艰苦。第一个寒假,学生、老师都大包小包地回家了,只留下他一个人。边境线上,曾经的硝烟让人胆战,尤其是夜晚,有点儿窸窸窣窣的声音都会让人忍不住乱想,黄老师用木板顶住竹篱笆做的房门,在四面通风的破庙里瞪着眼睛,对着一盏孤灯,连饭都吃不上,惊恐万分地熬过第一个晚上。连续十几天,白天睡觉,晚上醒着。春节时,外面传来鞭炮声、杀鸡声,而黄永腾孑然一身,倍感孤单凄凉。

最后,黄老师用“一二三四五”概括了自己的人生。一个承诺,他向组织承诺过,在边境当一辈子老师,他觉得自己一生做到了一件事,特别幸运;喜欢两种工作:班主任和辅导员;先后换了三个学校,都尽力为学校做好事情;动了四次手术;退休后做“五老”。(编者注:“五老”即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组织的老干部、老战士、老教师、老专家和老模范组成的志愿者团队。)

这番话说完,在场的人都动容了。采访的结尾,黄老师才慢慢向我们打开了解他这个人的通道。

回到北京后,温习了所有采访素材,当我尝试用文字写黄老师时,感觉我好像并不了解他。一个夜晚,作为补充采访,我在电话里又跟黄老师聊了很久。这个老人不避讳自己父亲早逝的身世,不避讳他年轻时并不喜欢当老师,也讲到他对“承诺”的理解,更不敢接受别人形容他“有境界”。

这个朴实,特别热爱少先队工作的老头儿在我的眼里开始清晰起来,也让我非常后悔。之前,我们光忙着拍“护界碑”了,而“护界碑”只是他的一个作品而已。我们是多么地不了解他!尤其是跟他身边的老师、他的女儿聊过之后,我和我们组的其他同事有个共同的感受:好想重回广西,再去拍一次黄老师!

人,是复杂的动物。我做过中国教育报人物版的主编,知道在不同人的笔下,同样的人有可能有着不同的面貌。我看到的黄老师,真实得都有点“假”了!比如,他身上发生过一件事。

1994年,黄老师被诊断为恶性细胞肿瘤。拿到诊断书时,他觉得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,想到无法与心爱的学生在一起,想到妻子,想到还没成年的女儿,心情极其沉重、内疚。

“躺在病床上挨日子没意思,不如趁着自己还能动,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本来应该做7次化疗,但做完第三次,他索性回家了,带着爽朗的笑声又回到了校园里。

回到学生中间的黄老师,身体神奇地一天天地恢复起来,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病痛,就这样度过了20多年。老是有人请教黄永腾有什么秘方,老人一遍遍诚恳地告诉对方,“孩子们的笑容就是我的特效药”,“我给了孩子们爱,孩子们也给了我深情,教育着我,激励着我”。

这样的奇迹,好像耳熟,是吗?像电视剧里的情节,像一些典型人物里的常见段落。但是,就是这样的故事,真实地发生了,奇迹真实地眷顾了这个老人。真实得有点“假”,我无法解释其中的病理。

在广西拍视频时,黄老师曾经说了一句:“我是国家培养的人,国家发给我工资,够吃够穿就行了。”当时,我并不理解老人说这番话的意思,后来才知道,黄老师农村老家有块宅基地,卖了20多万元,被他全部用于给农村教学点的小朋友买书、学习用品,给少先队辅导员买教学用具。

曾有记者问他:“你送给山区孩子这么多,共拿出多少钱?”

“没统计过。”

“为什么不统计?”

“从来没想过要统计。”

也许,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我们能理解黄老师最初在边境当老师的“怕”,我们能理解他和妻子相濡以沫的情感,我们能理解他得癌症后的内疚和悲痛,能理解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弱点和烟火气。但是,对于他的某些人生选择,我们产生了心理距离。也许,这正是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吧。

有人说黄永腾“有境界”。

“什么?”当已经耳背的黄永腾听清楚这三个字,直往后躲:“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,做普通的事。”

用“普通”形容自己,我想,黄老师也不愿意自己被奉为典型人物,他明明离孩子那么近!我们拍摄时,发现他有跟孩子交流的独特技巧,即使不熟悉,三五句话,也让孩子对他特别亲近;他自学成才,写的歌词、谱的曲子朗朗上口,孩子们都爱唱;他设计的少先队活动,老师们都说好操作、容易上手,还得过多项国家一等奖。

从十万大山走来,又走向大山,为了边境线上的孩子,黄永腾至今还在大山里行走着。这个朴实的老头儿,退休后做“五老”,成了他人生新的开始。

撤与不撤的争议

广西凭祥市,素有“祖国南大门”之称,正所谓“打开门就是越南,走两步就是东盟”。

凭祥不大,土地面积650平方公里,只相当于1/34个南宁。最偏远的夏石镇,离市区也不过十来公里。

无论白天黑夜,友谊关出入境口岸总是人流如织,女商贩头上的尖斗笠、琳琅满目的东盟特产,构成了这里独特的风景线。

我们此行还有个重要任务,是拍摄一个国门学校的视频,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大融媒体策划。按照我的理解,“国门学校”“边境”对于很多人来说,带有神秘色彩,是自带流量的。

出发前,经过多次沟通,我们跟当地确定了拍摄对象——凭祥市的一所小学。拍摄动用了航拍,素材也非常多元,教师周转房、寄宿生生活、食堂师傅的早间忙碌、教师上课等,但总觉得边境特色不够。

广西采访接近收尾时,还有半个下午的时间。我问当地教育局的一位负责人:“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3公里的学校,全凭祥有多少所?”这位负责人答:“17所。”由于我们拍摄的那所学校距离边境线8公里,我们提出,能不能去那17所中的一所看看。

当我们踩着一座有点摇晃的铁桥,走到地处缓坡之上的隘口小学时,心目中的国门学校的样子出来了。边境元素自然有种动人的力量。

所谓“隘”,一般指狭隘的山口。隘口小学的名字就是因“隘”得名。学校位于友谊镇隘口村,夹在高耸的大青山和凤尾山之间,从任意一座山翻过去都是越南。

因地势特殊,隘口小学被当地人称为“葫芦嘴”。它距离中越边境不到1 公里,中法战争遗址——万人坟就在学校不远处。学校地处缓坡,背后是直通越南的南友高速,校门口脚底下不过两米远的地方,就是中越国际铁路,车辆反复碾过的轨面在阳光下光亮耀眼。

一头是越南河内,一头是中国北京,这条国际铁路几经沉浮,建后又拆、拆后复建、停而复开,两国官员多次乘着它,往返两国,进行国际交流与合作,它也见证着中越两国关系的不断演变。

在我们前往隘口小学的途中,一趟开往越南河内的“中欧班列”拖着蓝色车厢,缓慢沉重地从这条铁路上驶过。2013年中国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后,这条历尽沧桑的铁路又在助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,也让更多人知道了凭祥这个边境小城。

守在中越铁路边上的隘口小学,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古老学校。隘口小学辖区内有8个自然屯,村民多为辖区边民,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有的边民开始到凭祥市区以及南宁等城市买房定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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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报刊社“边疆行”广西报道组成员顶着烈日完成采访、拍摄任务。赵秀红 供图

隘口小学的校长钟绍智告诉我们,边民人口的减少导致学生数量锐减。再加上地理位置偏远,基础设施条件差,学生和教师流失严重。去年,学校从完全小学改为教学点。

8个学生、两个老师,是这个学校的全部师生。而辉煌时期,学校最多曾有过325个学生。

只剩下8个学生,方圆3公里还有另外两所小学,如果不是在边境,按照这样的情况,这个学校没必要保留了。凭祥市教育局副局长岑美英在后来的采访中也跟我们说,按照国家学校布局的政策精神,这样的学校是应该被撤掉的,撤与不撤是有争议的。之所以没撤,是因为“一所学校就是一个哨所,一位村民就是一个哨兵”。学校在,哨所在;学校撤了,以后恢复就难了。对此,局里领导后来统一意见——不撤。没被撤掉的学校,隘口小学也不是唯一一所,其他边境线上0-3公里所有的学校(教学点)都被保留下来了。

当我们走进隘口小学唯一的班级,这个二年级的课堂上正在进行一节音乐直播课。我做教育新闻记者已经超过15 年,这个课堂还是让我有点儿意外。8 个学生,每个学生面前竖着一个20厘米见方的纸牌,硕大的字体写着他们的名字:陆佳豪、蒙夏卺、甘芝秋、常凌、许德朋、马家俊、李俊彬、严章桐。

不知道为什么,我在采访本上记下这8个孩子的名字,空旷的教室,8个稚嫩的孩子,听着屏幕上凭祥一小的教师上课,本校教师则在现场辅助教学,硕大的字牌原来是为了方便直播老师点名提问时能看得清。这个画面很富有情感意味,坚持中带有一点点悲壮,却又那么朝气蓬勃。

当远程老师问:谁能模仿下大雨的声音?李俊彬拿着话筒,“腾腾腾”用自己的额头撞了几下课桌,引来同学们的一片大笑,山村孩子的可爱质朴,让人忍俊不禁。

也许,“学校就是哨所”,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,理解起来是一种概念化的东西。但是对于边境,对于边境的教育人,它是很实在很具体的,涉及这些学校的投入,涉及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。直播课就是例子,2018年,凭祥市投入155万元,为17个边远教学点安装远程教学设施设备。哪怕给自己带来很多额外的工作,这些可敬的教育人也在坚持。

我们临走时,钟绍智站在学校门口挥手送我们,脚下就是中越铁路,他和他的隘口小学,见证了祖国“铁路外交”的起伏,也将继续守望,在这个边境小城充当“国门的哨所”。

更好地理解边境教育

走在凭祥这个边境小城,生活的气息跟内地截然不同。

触手可及的古遗址、万人坟,身边往来的军人、黝黑的东南亚样貌的商贩,都提醒着人们这里的过去和现在。友谊关、法式楼、国道322终点,是游客必去景点。

凭祥教育局的同志带着我们造访友谊关,脚踩国道322终点,讲诉几十年里发生过的有关“国土寸土不可失”的故事,爱国的情感是自然生发的。

说实话,当初我们去采访边境教育时,是带有猎奇的心理。可是,对于边境教育的理解,我们能深入多少呢?

车行在凭祥市路上,尤其是中越边境附近的柏油路,看起来平整,但是车跑起来,“卡腾卡腾”地颠簸。司机师傅解释,1979-198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,坦克跑过这些道路,留下一些车辙。

在采访一个学校时,偶遇的看门大爷就是当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民兵。

当然,在中越友好的主调下,对于这场战争,两个国家在国际交流中已经很少提及。然而,战争外加地理原因对于教育的影响,却是实在的。战争期间,别的地方可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快速时期,而凭祥,还在战争的硝烟中,因而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方面的基础明显薄弱,发展相对滞后。

这些年,凭祥奋力直追。人口少,算上8万多的流动人口也不到20万人,加上有边贸这个“钱袋子”,全市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(GDP)在广西111个县里,处于中等偏上,“船小好掉头”的优势凸显。

落后的教学条件已经成为历史,即便是偏远的卡凤小学、隘口教学点,正规的运动场、四五层高的教学楼、多媒体教学设备等都是标配。更大的利好来自于党和国家的政策眷顾。2010年,凭祥被确定为国家推进边境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改革试点县(市),成为南疆国门的“教育特区”。

在教育惠民方面,凭祥走在广西甚至全国的前列。举个例子,如果你在凭祥读高中,学费全免;如果你还是寄宿生,食堂餐费全免,还有交通补助。凭祥是全广西至今唯一实现高中免费的县市。广西的学生营养餐改善工作本来就走在全国前面,当年,全国营养午餐计划就是在广西寄宿制小学试点后推开的,而凭祥又走在了全自治区前列。

财力中等,却创造了多个“第一”,岑美英说,凭祥地处边境,由于众所周知的战乱等原因,基础教育起步晚,民生工作依然是短板,其中教育是“最痛点”,如果不是地方执政者和教育人的理念,即使有体量小、边贸兴的优势,这些“第一”也很难做到。所以说,这样的成绩是倒逼出来的。

采访中,岑美英也通过我们呼吁,国家对边境教育的特殊性给予政策性的倾斜。比如说,学校的布局调整,国家对于边境和非边境地区,执行的是一个标准,但是边境有其特殊性,要充分考虑到边境学校的国防意义,给以教师编制、布局调整等特殊政策。“有些教学点,我们不撤,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,因为很可能因此通过不了验收。”

边境地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非常旺盛,但是本地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。

采访中的某一天中午,凭祥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,副市长覃文吉听说我们在,特意过来跟我们简短沟通。

“凭祥拥有97公里的边境线,打开门就是越南,走两步就到东盟,是‘一带一路’必经之地。”覃文吉这样总结凭祥的特殊地位,“不管是看教育,还是看凭祥方方面面的工作,都离不了这个大背景。”

覃文吉希望能加大凭祥跟内地对口帮扶的力度。他举了个例子,在医疗系统,南宁的大医院跟凭祥市多家医院对口帮扶,有些专家定期到凭祥出诊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,凭祥市儿童医院一年的转诊率一下子就低了很多。

他希望教育上也加大对口力度,尤其是职业教育方面。凭祥所属的崇左市目前共有18万余名越南劳工;每年进出友谊关的游客就有四五百万人。这些使得跨国金融、报关报检、翻译、物流、电商等相关行业的人才紧俏。目前,仅凭凭祥自身的技能人才供给能力还无法完全满足这一需求。

除了对接边境产业发展需求,边境地区对于优秀的文化人才表现出很大的渴求,同样急需教育的支撑。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?凭祥对这一问题的追问显然比其他地方更加迫切。比如,凭祥和龙州地区的民间艺术瑰宝——天琴,正在申遗,而越南也在积极准备申遗。“你不去发展,对方可能比你做得更好,竞争非常激烈。”覃文吉的话里有种迫切。

不走边境一次,很难了解这里的教育人,远远地看和身在其中,感受绝不相同。“凭祥虽小,却是走向东盟国家的前沿阵地”,这是当地教育人总结的,他们的这种认识,值得尊敬,也值得获得更大支持。我们一周的采访纪行,不足以概括边境教育人的历史、悲喜、努力和坚持,但是还是想给亲爱的读者一个感性的角度,让你们更了解边境,更了解边境教育的人和事。

(作者系中国教育报记者)

(责任编辑:刚巴迪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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